kdme 除了国家层面通过决定的方式下放行政审批，各省、市也在法治的框架内，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
就在前几天，11月30日，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刚刚做出三个合宪性判断，围绕的是德国联邦议会今年3月份到5月份之间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修正草案》。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注意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下无意义的循坏，并往往与这种循环共谋。
而我们通常在现代意义上讲权利的第一个特点，是个体性，权利是我的，而不是我们的。新冠疫情确实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宪法在后疫情时代的功能和任务。（二）规范期待：从单方指令-接受转向期待反射 所以我们讲宪法它如果有不会变的地方，那就是它永远是一种人造的语言。 再如，哈贝马斯在文章中直面了数字时代所带来的挑战。作者一并感谢武汉大学法学院和北航法学院的邀请。
比如言论自由，一方面是防御，国家不能侵犯我们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积极行使言论自由，对于有效地建构一个民主政治也是有好处的。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国家机关会持续性地、稳定地不断再生产权力运作？比如在中国，到每年3月份，我们就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了，我们不用每年讨论一次，今年要不要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宪法的规定使得权力可以自动化决策和不断再生产。如果留心行政法的实践，便会发现，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监督是现实中远为急迫的课题。
但目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在中央层面比较完备，在地方层面还没有全面运作，对县市、乡镇党组织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尤其薄弱。[86]See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1 KB 223.更多讨论，参见前注[42]，何海波书，第6章第1节来自温斯伯里原则的告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要求：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要实行集体研究讨论制度，防止违法决策、专断决策、‘拍脑袋决策。（二）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
[28]参见叶必丰、刘道筠：《规范性文件的种类》，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48页（另加行政告知性文件）。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人群发布的文件，只要构成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也视为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可以作为附带审查的对象。
[54]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行终39号行政判决书。在精细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重新思考法律的未来，属于新时代的事业。[16]依据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51条的规定，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认定错误属于法院启动再审的法定情形。第一种情况是，法院依据其他审查要素，认为行政决定合法的。
依据法律，被告行政机关应当在答辩时提交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87]See Chevron USA Inc.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67 U. S.837(1984).更多讨论，参见高秦伟：《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最后，在立法机关、法院和学者的各种文献中，一并审查与附带审查也是混用的[14]，附带审查的使用频率甚至更高。周乐军、周佑勇：《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识别基准——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为中心》，载《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而笔者认为，法院对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只是附带审查，不构成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一个理性的当事人，如果知道规范性文件的存在，也会将他的异议尽早提出。
[59]法院系统过去几年探索的异地管辖和跨行政区域管辖，也为规范性文件审查提供了更多选择。这些讨论和规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但还是没有能够精确地界定审查的范围。
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6、7条的规定，在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需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允许当事人向中级法院起诉或者由受理案件的基层法院报请中级法院审理。法院遗漏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不像遗漏诉讼请求，一定会导致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后果[11]。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把原告申请的时间稍稍放宽，即原则上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6]，但仍然没有跳出法院依申请审查的框框。在这两种情况下，法院是可以审查、必须审查还是不得审查？笔者主张，在此情况下，应当鼓励法院积极审查，也允许法院策略性回避。是不是违反这些要求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一概无效呢？事实正相反。[72]See 5 U. S. C.§553(b)(A).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实际上创制规则却没有使用通告评论程序制定的，该规则无效。
尽管如此，法院对环保部文件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包括向环保部发函了解情况），最终认定该文件合法。相反，法院予以审查，是值得赞赏的。
即，凡是具有权利义务内容，可以普遍适用，能够为行政执法提供根据、指导、说明的公文，都视为规范性文件。[77]例如，前注[5]，程琥文，第93页（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合理性、适当性审查为例外）。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法 规范性文件 附带审查 一并审查 合法性审查 。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主动、全面、审慎、适度的审查。
然而，一旦进入具体的法律适用场景，分歧还是难免的。裁判时正确适用法律，始终是法院的职责。虽然它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相关法律规范，但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下面主要从实体法律依据、程序法律依据和行政裁量三个方面，讨论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
[11]依据司法解释，原审判决遗漏了诉讼请求的，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尽管行政机关适用规范性文件却不加引用的做法欠妥，但实践中，这种隐形依据是大量存在的，法院在诉讼中往往也予以接受。
所以，法律鼓励原告尽早提出附带审查的请求，但不应限制原告提出附带审查请求的时间。[66]该认定标准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依据，体现了有法必依、唯法是从的形式法治逻辑。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第63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可以在行政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是否必要，也很难在立案时确定。[77]疑问主要是《行政诉讼法解释》造成的。特别是行政裁量基准和以答复形式作出的解释性文件，目前公开程度严重不足。在规范性文件里头，数量最大、种类最繁、与人民生活最密切的，是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
处理不好，行政审判可能更受挫折，更加消沉。法院据此认为，被告不受理原告的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不构成违法。
由此推论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不用审查，那是荒谬的。可审查可不审查，也可以审查。
（二）文件制定机关的诉讼地位 在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建构的诉讼程序中，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有时处境尴尬。面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争议，检察机关应当更有作为。
